作者:何锐军 (作者blog) 发表于:2008-04-26 20:01:05

（引用：作者:新灰色地带 发表于:2008-04-25 13:16:40

在历史上我们数百年的朝代有很多，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走在世界的前面。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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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纠正你一点常识性错误。中华民族的领先历史，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全世界公认。

相反，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为首的西方史学家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中华文明一直游离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是一个大一点的夜郎国。当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他们自居的世界主流。

今天周末，不象平时那么闲。改天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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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全球通史》，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作者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表面上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精心掩盖了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都被现代史学界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的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黑格尔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位宗师。他在《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虽然开始于亚洲，但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却是欧洲；而欧洲的“中心”，“主要的各国是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他把中国和印度说成是没有生气而停滞和缺乏内在动力的国家：中国有“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有些学者(包括马克思)虽然并不同意他把东方国家看成是“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但多少接受了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
    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理性”本来是一个多义性和多层次的文明概念，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的。韦伯把它当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专利品，完全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文化偏见。
    在这种论调的鼓动下最终产生了的西方种族主义；美国的爱默生在1824年所写的笔记中，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卑劣的诬蔑和攻击。他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美国历史学家海思等人，在20世纪初出版的《近世世界史》中则公然宣称：“自古昔希腊罗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大诗人吉卜宁曾谓：欧化落后之种族，乃‘白人之负担’。诚然，是乃负担，且为重大之负担，负起责任，领导数万万‘非欧洲’人，以入于欧洲文化及进步之途。。。
    “欧洲中心论”是资本主义凭借其经济的政治的优势向全球扩张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为自己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的说教。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从l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已经受到西方国家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他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他把那种以西方文化“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斯宾格勒敏锐地察觉了“欧洲中心论”与18世纪从美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一些显然是并专门是英国式的前提之上的。所有其它文化都无所知的机器工业理所当然地占着中心地位，并且完全控制了观念的形成和所谓规律的演绎”。“英国的岛国地位已决定了一种关于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概念，那种概念支配着一切经济学说”他对这种情况质问：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来，我们的18世纪为什么要比以前的60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更为重要呢?
   后来汤因比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汤因比出版了巨著《历史研究》。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国家。根据他的观察，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20多个文明。汤因比激烈抨击了西方“种族主义宣传家们”鼓吹的“欧洲中心论”。书中说：“因为我们西方社会在过去四百年里扩张到了全世界，因此近代西方人的心理也就强调了甚至过分地强调了历史中的种族因素。这种扩张使西方人接触到了(常常是不友好的接触)在文化上和体态上同他们迥然不同的人民。这种接触的结果很自然地产生了优越和次劣生物类型的观念。”汤因比还对“文明的统一”的错误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尽管西方文明可以“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可以“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但是在文化方面西方国家不可能把世界“西方化”。汤因比并且分析了西方“历史统一”论的三种错觉：“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
   
美国学者J．M．布劳特在近年出版的两部作品中，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分析，他不仅按照历史的顺序列举了一系列(14条乃至更多)重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命题，而且特别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欧洲中心论者。这些欧洲中心论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论证了在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欧洲的中心地位和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这八位欧洲中心论者包括：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年)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
2《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1962年)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Jr．)；
3在多篇论文中抨击依附理论和拒不接受欧洲帝国主义对当今欠发达所造成伤害的指责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4《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及地缘政治》(1981年)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
5《国富国穷》(1998年)的作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
6《权力与自由》(1985年)的作者约翰·霍尔(John A．Hall)；
7《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2卷分别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迈克尔·曼；
8《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
   布劳特指责他们的作品是“错误的主张”、“不足信的论点”、“正统派的谬论”以及“不公平的比较”。从上述八位欧洲中心论者的作品成书的时间上来看，宗教的、种族的“欧洲中心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因其有限的可信度而日渐式微，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环境的、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极力主张文化和环境是欧洲获得优势的因素。如果说“陈旧的环境决定论不仅在地理学界而且在历史学界，仍然存活着并且生机勃勃”，或者说环境的“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显性的、易感知的甚至从情感上可以理解的现象，那么，文化的“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却不易为人察觉，而且其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形式也远比环境的“欧洲中心论”复杂。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文化”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概念，常常令人难以界定甚至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学科或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扩散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
    “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所产生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核心概念、理论方法等在全球知识界、学术界的扩散，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学术现象——“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三种“欧洲中心论”的出现，以及它们左右并主导世界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原因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强大影响，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盛行和泛滥。从哲学视角书写的世界历史都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作为符合某种类型的结构和形态来观察，代表人物从康德、黑格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福山，这些“哲学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目的论，即把历史看作是朝向某种预定目标运动着的”。将人类在文化领域内所取得绝大多数成就都归结到西方的名下，则显然有失偏颇。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欧洲中心论”展开了持久的批判。
   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形式可以分为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三种批判形式的批判对象大致分别对应“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在三种形式中，调和论侧重于理论，修正论强调实证研究，替代论则兼顾了理论和实践。
替代论是指寻求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实践取代原先以各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对世界历史的解释，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尽管全球史观得到了非西方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许，但颇具玩味的是，即使是享有盛誉的、反映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品，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被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的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①而威廉·麦克尼尔直至今日还认为：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欧洲尤其是西欧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②人类中心史观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历史人类中心主义论替代欧洲中心论，并提出这种替代的理由：“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在多样性中，且透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一致性。”
③我国学者陈志强教授也有过近似的观点，认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④替代论中较为极端的形式是多中心主义，例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北非论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在美国坦普尔大学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系主任阿桑迪(Molefi Kete Asante)现正推行一项全国性的计划，要设置以非洲为中心的课程表，以强调非洲人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求实地说，替代论的批判形式对克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作用巨大、效果明显，但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却稍嫌不足。
   “欧洲中心论”学术史说明了，“欧洲中心论”虽然只是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多种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它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复杂的和根深蒂固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东北亚和东南亚有些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并有朝贡关系，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并得益于中国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挑战“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指出“费正清为了要说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不得不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也可以说是来歪曲丑化中国的政权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等方面”。柯文说，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由于把一只眼睛盯住西方不放，往往对历史变化的‘形状’采取一种比较狭隘的看法据以研究中国，他们按照西方(和日本)在近代所经历的巨大转变来衡量中国，从而认为相对地说中国是没有变化的”。柯文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他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密切，欧洲在经济上并不具有优势，“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